刘熙载，江苏兴化人，道光进士，晚清著名学者、文艺理论家和书法家。刘熙载毕生专注于教育与治学两个方面，身兼学者与导师，两者相辅相成，成就斐然。他在龙门书院担任山长多年，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，他们以救国为主旨，身体力行，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。他的代表作《艺概》是继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之后，又一部通论各种文体的杰作，确立了刘熙载在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。

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

刘熙载以教育为己任，强调有教无类，“出处不同，而视之未尝不一也”，说自己无论是在太学为师，还是在乡塾任教，学生虽然出处不同，但都等同视之。他一生多数时间从教，短时为政也多与人才培养和选拔有关。他教育学生：为人要有益于世，为学当有益于身。

他曾先后设馆于山东、河北、北京、山西等地，授徒为生。晚年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十四年，担任山长一职。刘熙载在龙门书院的讲学，吸引了大批社会有识之士前来求学，源于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特有效的教学方法。龙门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明体达用的人才，刘熙载的教育思想与之甚为契合，并在教学活动中努力践行这样的教育理念。他首次在龙门书院试行分斋教学制，依据学生的水平、兴趣及禀赋等，进行分组教学，实行因材施教，取得了良好效果。刘熙载在龙门书院的教学活动十分严格，每天与学生讲习，并每隔几天考察学生所读所学，了解他们参悟的道理，适时纠正其中的错误。刘熙载还让学生写日记，对一天所学进行温故概括，同时达到“三省吾身”之目的。这种方法对于提高学生学业水平很有帮助，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力，后为广方言馆等其他学校所借鉴。

刘熙载担任翰林院编修十年，声誉卓著。在咸丰六年（1856）的年终政绩考核中，位列一等，记名以备道府用，但他不愿为官，乞假辞官。后来，刘熙载接印广东学政，期间曾作《惩忿》《窒欲》《迁善》《改过》四箴，劝导学子学习圣贤，迁善改过。为了选拔真正的人才，诸生试卷无论完成与否，均认真评阅，有人劝他不必如此，他回答说，不观其全面，谓已得之，等于自欺欺人。他的弟子沈祥龙说他评阅试卷反复缜密，所取人才皆贤士，时人亦赞他恪尽职守。刘熙载极富家国情怀，非常认同经世济民之思想，并以身为教。他认为人才培养与国家命运紧密关联。咸丰八年，刘熙载在与郭嵩焘等人谈及沙俄侵犯我国领土问题时，十分感慨国家缺乏相关人才，说：“国家故不可无学问人。”他强调，为人要有益于世，为学当有益于身，这样才不虚此生，不虚所学，不能如此，即使读书毕世，著作等身，也无益处。他自己就是如此躬行实践的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，英法联军入侵北京，官吏多避迁他处，身处北京的刘熙载无惧无畏，选择独留。

通变务实，不争门户

刘熙载一生治学成就卓然，在于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而又不拘泥传统的学术品格，他告诫学者“真博必约，真约必博”，主张学问要有广泛的积累，进而提炼深化。他治学不拘门户，不从权贵。

刘熙载年少孤贫，但矢志向学，少年曾师从多位名师，传统文化基础深厚。成年后长期致力治学，从不松懈。奉命直上书房期间，咸丰见刘熙载从无倦容，问其所养，他答以“闭门读书”，咸丰题书赐其“性静情逸”四字。刘熙载治学广泛，学术通博，学冠时人，熟习周秦诸子书，并对天象、地舆、六书、九数、钟律、方术等皆有研究。他的代表作《艺概》通过“举此以概乎彼，举少以概乎多”的方法，对古代各类文体及书法艺术历史流变进行精要阐述，进而提出个人的深刻见解，成为一部极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作品。他主张，“为学不专在读书伦常之地，日用行习之间，事事准情酌理而行，便是真实学问”。这既包含了践履笃行以求德性的要求，也含有不空谈学理，而要以事尽理，融修身与治事为一体的意思。这也体现了刘熙载对于通变务实、经世致用新思潮的积极倡导和他本人的躬行实践。

经学为其所长，他治经从无汉、宋门户之见。刘熙载自称，其为学与教人，以迁善改过为归，而不斤斤为先儒争门户。《清史稿》曾记述其“与大学士倭仁以操尚相友重，论学则有异同。倭仁宗程、朱，熙载则兼取陆、王，以慎独主敬为宗”，意思说他与大学士倭仁为学志趣相同，关系友善，但论学则有异同，倭仁宗程、朱，刘熙载则兼取陆、王，以慎独主敬为宗旨。倭仁为旗籍要员，刘氏常与之论学，但并不附和乃至攀附。刘熙载毕生从事教育，他的教学实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发挥了独有的作用，但他不止步于一般的教学活动，而是不断总结教学经验，形成自己的教学理念。他所撰述的《持志塾言》就是其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的总结和思考，内容虽然以传统的儒家教育内容为主，但他理论联系实际，表述生动易懂，是后世教学的良好借鉴。刘熙载将自己平生所学毫无保留地教给弟子，培养了近代史上一批杰出人才，其中有政治家袁昶、教育家张焕纶、地理学家胡传、史学家葛士濬、外交家姚文栋、社会活动家李平书、文学家沈祥龙、数学家刘彝程等，这些人才的培养也有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。

生活简朴，不慕繁华

刘熙载始终保持书生本色，一生洁己修身，清廉自守，生活俭朴，不求奢华，他的好友广东著名学者陈澧赞他“惟知读书，此古之君子”。

清代学政一职负责生徒考课黜陟，责任重大，学政薪水由政府负责，僚属的开支则由学政承担，按规定，学政可以要求地方提供贴补，即所谓“供张”，而刘熙载则改变陋习，每次按试完毕，就裁减“供张”。刘熙载生活极为俭朴,入直上书房时，因为经济窘迫，不能雇佣车马，每次都早早步行至上书房，大雪天也如此。由于衣衫简陋，常被人窃笑，但他却不以为意。晚清时期，宫中存在着太监持酒肉等礼至官员处“求赐”之陋习。曾有一内监至刘熙载住处时，见其住房既无门帘，也无床帐，刘熙载蹲在地上生火煮饭，饭食粗粝。太监不禁感叹说道：“刘公贫困如此，我辈忍取求乎？”另有一太监至刘熙载宅子索馈时，则见到刘熙载正在厅后持斧劈柴。刘熙载一生廉洁，从无财富积累。晚年，刘熙载辞去广东学政一职，回故乡兴化，行囊十分简陋，仅有书籍襆被傍身，不名一钱。陈澧在《送刘学使序》中说，学政一职，世人艳羡，只有刘熙载并不留恋高官厚禄，只知读书，任职未满，便告病而归，堪称古之君子。虽然俸禄薪水一向有限，但刘熙载十分关心黎民疾苦，时常接济帮助贫穷百姓。他认为自己富了要能济人之贫，悲悯情怀显然。当家乡兴化发生水灾，他赋诗《己酉闻故乡水灾》道：“有田频失获，甚于无田悲。淮水仇疲民，生计何从为？”对于灾后的黎民生计，心中十分忧戚。

刘熙载平生勤勉治学，心怀家国，潜心教书育人，晚年主讲上海龙门书院的十四年，是龙门书院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。刘熙载的为人品格与他通变务实的思想、不存门户之见的气度等，不仅影响了他的弟子，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子孙后代。以胡传、袁昶等为代表的融斋龙门弟子，或成为中央、地方的能吏，或成为推广新学、兴办实业的先驱，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自觉变革图强的求索精神，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。刘熙载本人努力躬行实践、以身为教的态度与准则也值得后世借鉴。（作者系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戴迎华）

（文章来源：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刊《群众》（决策资讯版）2024年第8期）